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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立新求真,敢试敢验敢问台湾民主共和天下卫公路在何方! [打印本頁]

作者: 南山28子    時間: 2020-10-17 13:48     標題: 立新求真,敢试敢验敢问台湾民主共和天下卫公路在何方!

本帖最後由 南山28子 於 2020-10-17 14:57 編輯

愚公移山,立新求真,敢試敢驗敢問台灣民主共和天下衛公路在何方!

為「中華民國台灣」循名责实量身定制:「一國良制」,「新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


“人民的中華民國台灣省民主共和改革試驗區”

To rectify the name of "Taiw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ovince Democratic Republic Reform Pilot Zone.

全心全意為人民的中華文明共和國服務!


江山面海留勝跡,為台未來開大道。
組建新台共和黨,清理台獨叛國黨。
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此山中。
民和民新為民立,社會主義在民生。
廢除總統推憲政,法治民選三三制。
為官問責皆公僕,公開私產做實事。
人人皆生且平等,庶民亦可成舜堯。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樹百年。


坐而论道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每个时代都要做出每个时代的事情来。做得好、做得坏,贡献大、贡献小,青史可鉴啊!”


有志者事竟成,要尽心尽力一生的实践和时间去上下求索,去尝试开拓路在何方!杀出一条血路!



作者: 南山28子    時間: 2020-10-17 14:59

人民公仆觀念之百年嬗變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進行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斗爭,也留下了許多令人扼腕的故事。推翻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制度、頒布《臨時約法》等,人們說過很多﹔為了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許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繼、勇於犧牲,如秋瑾、林覺民、方聲洞等,人們也記得很多。有一件事,人們卻很少談到、很少記得,就是辛亥革命中孫中山提出了人民公仆觀念。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自稱人民公仆,從而確認以人民為本位。這對於中國階級社會以來的官場政治,是一大革命。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為感謝各省代表選舉他為臨時大總統,在致各省都督電中稱“今日代表選舉,乃認文為公仆”。把大總統等同於人民的公仆,體現了人民至上的價值觀。孫中山曾以大總統名義發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員“皆系為民服務,官規具在,莫不負應盡之責任,而無特別之利益”。他還在《建國方略》中說過:“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有一位年逾80歲的鹽商來南京,想一睹孫中山的風採。孫中山接待了這位老者,並對他說:“總統在職一天,就是國民的公仆,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老者問:“總統離職以后呢?”孫中山答道:“總統離職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裡去,和老百姓一樣。”孫中山的回答使這位老者感到他見到了民主的風採。孫中山以總統之尊接待一位普通鹽商,體現了一種偉大的公仆精神。這也是孫中山、辛亥革命留給后人的寶貴政治和精神遺產。孫中山自己從政更是以身作則、廉潔自持,始終保持著人民公仆形象。
在封建社會,當官做老爺是社會生活的常態,官老爺高高在上,老百姓匍匐在社會的底層。皇帝以下的官員,縣老爺是最低級別的行政官員,但也是父母官,縣裡的老百姓都是其子民。縣老爺又是所謂牧民之官。何謂牧民?就是把老百姓當作牲口來放牧。老百姓見了縣老爺就要磕頭,自稱草民。下級見了上級也要磕頭,所有官員見了皇帝都要匍匐稱臣。2000多年來,這幾乎是一成不變的。辛亥革命把這個老規矩革掉了。孫中山為了落實人民公仆觀念,以臨時大總統名義頒布命令,廢除老爺稱呼,廢除磕頭禮節﹔強調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是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公仆。這種轉變與推翻君主專制、建立共和制度是同等重要的,同樣帶來了思想的大解放,同樣具有極大的紀念意義。官員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帶來政治生活、政治制度的變革。令人扼腕的是,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隻做了3個月。袁世凱上台后,人民公仆之說不再被人提起,做官依舊,當老爺依舊,人民依然處在社會的底層。
官員是人民公仆,在中國共產黨人這裡變為了現實。中國共產黨人來自人民,共產黨的官是為人民服務的。1944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追悼中央警衛團一名普通共產黨員的會上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這篇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鮮明地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一貫強調各級黨政干部都是人民公仆、是人民勤務員,執政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不過,今天仍有個別黨政干部以官老爺自居,不以人民為本位,不在為人民服務上下功夫,為政不廉,貪污腐敗,不僅玷污了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和為共產主義奮斗的理想信念,也與孫中山百年前就提出的人民公仆觀念格格不入。
毛澤東同志說過:“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回顧百年中國歷程,領導干部應始終牢記“人民公仆”4個字。

作者: 南山28子    時間: 2020-10-17 15:04

本帖最後由 南山28子 於 2020-10-17 15:06 編輯


台湾民主政治结构属于效法美国议会三权分立的政党政治之路。这里是民国初期的政党政治的先行者,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民主理论,

宋教仁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民主革命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政党政治主张与实践在民国初年曾名噪一时,他力言政党政治,并投身其中,试图通过政党政治的运作使我国走上西方议会民主之路。

从政治学的角度将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主张和实践置于民初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进行审视,以期有助于对其思想与活动以及民初的政治与文化进行客观评价与理性分析。
一现代政治学认为,政党政治“通常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广义包括各国政党为实现其政纲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党以各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就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2)政党通过选举争取成为执政党,然后通过领导和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实现党的纲领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意志变成国家意志。
(3)政党处理和协调与国家以及与其他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关系”[1]。民国初年以政党活动、内阁之争、国会选举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政治,虽极其短暂,且不完善,但却是近代我国仅有的政党政治实验时期。宋教仁是较早接受并宣传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早在《民报》时期,他就对欧美及日本的政党活动和政治制度作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初步形成了颇为系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民国初年,宋教仁积极投身于政党政治的理论宣传和政治实践中,不仅发表了许多演说和见解,而且参与了大量的活动和实践,成为当时中外瞩目的政治人物。
宋教仁之所以如此热衷并献身于政党政治,是由当时多种因素和条件所决定的。

(一)宋教仁矢志于西方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政治理想的必然结果。宋教仁在留日期间就十分关注国内出现的“政党”运动,曾发表时评指出:“窥知凡立宪国不可无政党而利用之也,乃奔走相告,若狂若醉,以致力于政党运动。其以此为救中国唯一之手段,果得当与否,固犹不俱论,但既言政党运动,则必确有完全之组织要素,此固理论之所应尔,而亦东西各立宪之国历史所明示者。”[2]在进一步接触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后,他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治尤为赞叹,认为“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3],把政党政治看作是民主宪政的前提。民国初年,宋教仁怀着对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的坚定信念投身于政治实践中,他以罕见的政治热情四处奔走,希望通过组织大党、国会选举等合法斗争的形式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组成政党内阁,以举责任内阁之实。面对党内一些同志的不理解和反对党的攻击与诬陷,宋教仁十分坦然地表示:“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能有此志。”[4]出于对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制的热情与信心,宋教仁积极开展组党活动,力主政党内阁,从事国会选举。

(二)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实现民主政治和政治参与,继而夺回政权的现实需要。

孙中山在被迫让出临时大总统后,出于限制袁世凯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维护共和成果,进而重掌政权的需要,政党政治成为有效和合法的途径。由于领导了辛亥革命,同盟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就当时而言,同盟会“以天之骄子,有组织政党内阁之势与组织政党内阁之力”[5],“组织内阁,舍此党其谁与归”[6]。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更是“民国政党,唯我独大”,欲组织政府,“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只要造成政党政治的习惯,革命党人就可名正言顺地以国会多数党的资格组阁。


当时以民生建设为职事,较少过问政治的孙中山表示:“本党今既得占优胜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8]作为国民党实际负责人的宋教仁曾设想只要建立政党内阁,“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9]。革命党人的计划是“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以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的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10]。国民党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11]。因此,政党政治是革命党人实现民主政治,掌握政权的现实需要。


(三)民国初年的特殊历史环境,为政党政治的兴起提供难得的机遇。

帝制倾覆,共和初建,民主潮流汹涌澎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将结社自由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具有了合法性,政党观念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舆论普遍认为,政党是民主宪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共和制度“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是“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12]。各阶层、团体纷纷成立政党,一时间政党社团多达300多个,由于各主要政治派别,各主要政党、社团都表示拥护政党政治,这对政党政治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特别是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革命党人、立宪派和袁世凯北洋集团三种势力,以及同盟会(国民党)、民主党、共和党三大政党并存的格局。各种政治势力和各党派由于政治格局的陡然变化,形成了暂时的制约和平衡,这给政党政治的勃兴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各种政治势力和党派团体,都希望通过政党活动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试图在政党政治中取得主动。由于共和已成,西方民主政治的引入,各种政治势力不得不暂时在此规则下,以合法的形式使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各政党和社团认为西方议会民主制已植入我国,并信奉选票下出政权,这也为政党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宋教仁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真正践行者,他把政党政治理想投入到政治实践中。在他看来,“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
因此,“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14]。为了使国家逐步迈向民主宪政,宋教仁以世间少有的热情和信念参与了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活动。(一)组建议会大党。宋教仁想通过和平竞选的形式,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出组责任内阁,根据责任内阁制的原则,总统不负责任,而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当唐绍仪内阁瓦解后,宋教仁并不以辞去农林总长一职而气馁,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议会斗争中去。
宋教仁十分清楚,要想组阁,必须在参议院以及将来的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才能实现。因此,他希望通过合法斗争的形式,在议会中争取多数,组成责任内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宋教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议会大党上,他认为,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其政治之优劣,决定于一个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大党,谁有能力组织这样的政党,谁就有资格组织政府,“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15]。由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以“在野”身份专注实业建设,黄兴也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521姚 琦/ 宋教仁与民初政党政治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16],组建议会大党的重任自然为宋教仁所担当。宋教仁的基本策略是以同盟会为基础,“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组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17]。


为此,宋教仁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同盟会改组为一大政党问题,并一再说明改组为一大政党的必要是便于联合他党,扩张党势,争取国会多数议员,组成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的反复说服下,最终“诸同盟会议员即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18]。为了扩大党势,宋教仁积极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络,谋求合并成一大党,几经磋商,“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其名曰国民党”[19]。宋教仁出任国民党代理事长。国民党在其《国民党宣言》中阐述了成立的理由和实行两党政治的愿望:“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


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吾人尤不敢不有以正之,示天下以范畴。”“舍其旧而新是谋,以从事于民国建设之事,以蕲渐达于为共和立宪之政治中心势力,且以求符于政党原则,成为大群,藉以引起一国之宜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20]。国民党的政纲较同盟会温和,革命色彩有所减退,但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既是从政党政治的长远目标着想,也是着眼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正如其所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21]。他反复强调,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22]。

(二)倡导政党内阁。


宋教仁政党政治的主张和实践,其最令人称道的就是组织政党内阁,以举责任内阁之实。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宋教仁就坚持政府组织形式采用责任内阁制,后来又一再强调“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23]。对于为什么要采用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关于总统和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24]这实际上是要使内阁成为行政中枢,因此,宋教仁坚持的内阁制就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他认为:“今吾国之现行责任内阁制也,然有责任内阁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故政治因之不举。”[25]在他看来,不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则徒有其名。


关于责任内阁制的实质和精神,宋教仁也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


[26]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一文中,宋教仁更明确阐述了内阁制的精神,“盖总统不负责,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是也。……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27]。关于怎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宋教仁认为就是建立政党内阁,他说:“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


“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内阁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28]而今之内阁“有责任内阁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以致“不能与各国务员一致进行,不能成一强固政府”[29]。因此,建立责任内阁“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30]。


宋教仁对政党内阁的倡导与其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是分不开的,要建立政党内阁则必须形成政党政治的风气和惯例,宋教仁在“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鼓旗相当而后已”,并表示“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31]。(三)致力于国会选举。政党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政党活动影响国家政治生活,通过国会选举掌握或参与政权。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展开了一系列旨在争取多数议席,进而组织政府的国会选举活动,民国初年国会选举与西方的议会选举基本一样,主要是在各政党之间进行。尚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希望通过选举获胜。“初各政党只在各都会设立机关,及选举将届,遂分道扬镳各创支会于州县。”[32]


宋教仁为了使国民党获胜,为选举作了充分准备,在本部和某些分部设有负责选举的专门机关,并要求“各分部为筹备选举事宜,应联合数部设分部联合会于复选投票地”[33],还号召全党“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34]



,“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35]。1912年10月,621广西社会科学2008.4/ 历史学

宋教仁开始离京南下,亲自布置各省选举事宜。不久,传来国民党初战告捷的消息,选举结果将对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组织政府、通过法律等政治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宋教仁兴奋不已,以国民党负责人的身份沿途发表演说,阐发政见。在长沙宋教仁表示:“现在外交内政均无可言”,“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



]在武昌,宋教仁进一步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是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37]在上海,宋教仁则重点阐述了关于未来政治体制的设想:“夫政府分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则为国务院及各省官厅,立法则为国会,而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


宋教仁不仅全面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见解和政党政治的主张,而且慷慨陈词,抨击了袁世凯政府的种种失政。宋教仁的言论风采赢得了广泛的人心,“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39]。宋教仁更是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40]然而,当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准备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却遭到了袁世凯的暗杀。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不久即烟消云散。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政党则是动员工具。”[41]在亨廷顿看来,政党的主要功能可从三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组织社会势力参与政治;二是作为忠实的在野党以监督政府;三是对于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而言,组织和动员新的社会集团进入合法的政治参与轨道,避免政治参与走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即“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42]。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一方面要组织政府,另一方面又要监督政府。作为一种民众参政必需的组织,现代国家的大规模政治整合必须依靠政党这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才能得以实现。宋教仁组建议会大党,力言政党内阁,致力国会选举,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参政组阁,以争回得而复失的政权;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他有所惮而不敢不为”[43];启迪、教化并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积极进入政治参与之中,成为判别政见和政绩优劣的裁判。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主张和实践较之当时流行的实业、教育救国,更具时代特色和激进色彩,是民国初年政治上较为激进的革命党人应对现实政治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方略。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大体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到权威合理化,并由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机构来执行这些职能。


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集团参政的程度[44]。宋教仁以“民主国家政治权威集中于国会”,“国会中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45]为政治信念,积极从事组党建党和国会选举活动,这种旨在使传统的政治权威由个人、集团、家族向政党、内阁和国会移动,使传统的政治权威由世袭向选举过渡的政治发展,以及立法、行政、司法及政党、社团组织的专门化机构和政治组织的出现,使得清末以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趋向进一步显现,特别是以政党动员民众,扩大政治参与更是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主张及政党政治实践旨在促使议会内互相对峙的两大党逐渐形成,并由议会内转向议会外,以寻求社会各阶层和中间组织的支持。这样,政党一方面在组织上更加成熟,在力量上更加强大,并突破宗派个人的狭窄视野;另一方面广泛地动员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既是政治现代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标准,它从政治机制上不断抵消封建独裁,从政党本身发展而言,各政党将从初期幼稚的宗派形态向成熟形态过渡,进而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真正中心,并以其组织和动员机制,整合国家政治和各派势力,促使国家的政治发展导向民主化的轨道,推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是不完善的。亨廷顿说:721姚 琦/ 宋教仁与民初政党政治“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46]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不充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试验缺乏相应的制度化水平,北洋军阀和旧派官僚等众多军政势力形成了政治运作中的“独立”势力,约法和议会只是空中楼阁。西方正常的、理性的、规则的政党政治并不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和信奉。相反,恐吓、暗杀、武力等非正常政治手段很容易进入正常的政党政治之中,国会选举、政权更迭并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则。因此,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无法实现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的手段调和各阶级、各集团的矛盾,规范中国资产阶级代议政制的发展和完善进程。同时,政治参与水平较低也削弱了政党在与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势力对比中的地位。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具有选举资格的人数和投票人数比例均较之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要低得多。


宋教仁的政治信念是坚定的,专注党务和选举是不遗余力的,政党运销也不无成功之处,但其政治演讲和政治动员过于激进和幼稚,他甚至明言袁世凯不敢公然“撕毁约法”,如若“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正是他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47]。过于激进的方论和言论,以及过于急速的政治转型使久浸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大多数社会民众包括商会一时难以适应,甚至感到没有安全感,在他们看来,政治稳定较之政治民主来说更为重要。

此外,共和党以及后来的进步党为扩大党势,不择手段攻击国民党,超过了政党政治竞争的常规,使民众对政党印象不佳,认为政党之争与朋党之争无异,对政党政治的运作也失去信心,从而限制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并未按照理想化的道路发展。先是政党活动和竞争渐渐偏离正常轨道,人们期望的两党制并没有真正实现,国民党在法律和武力倒袁的争吵中分裂为稳健和激烈两派,客观上使党势衰落,尤其是议会中的势力大减,三党合一的进步党在拥袁和制宪的权衡中无所适从,内部也出现了纷争和离析。继而,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进行分化和瓦解,甚至采用暴力对约法和议会进行公然践踏,取消内阁制、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强行中断政党政治的发展。至此,民国初年并不完善的政党政治走向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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