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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向汪洋大海的风口浪尖,展示立新求真的时代风采

本帖最後由 南山28子 於 2019-8-24 09:40 編輯


冲向汪洋大海的风口浪尖,展示立新求真的时代风采
历史不应忘记我们永远的小平!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是地地道道的台湾生人。我父母是在台湾爆发228事件动乱之后,决定弃暗投明返回大陆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抗战老兵(黄埔军人)。他们回到上海,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欢迎,经过中组部的政审,委派到东北机械局参加新中国的恢复建设工作。家父担任东北机械局国企科副科长,母亲为东北机械局幼儿园付所长。时势造就成功,机遇改变人生。人生充满了判断和选择,父母的选择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在东北建设的工作业绩基础上,1958年父母无条件地,选择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前往大西南的四川德阳建设“中国最大,亚洲称雄”的第二重型机械厂(九号信箱)中国的“九”就是最大的意思。全中国人民每人投资一元钱,也就是六亿人民币,成了这个项目的启动基金。在那里,家父见到了邓小平视察参观和规划题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画了一个“经济建设新城市开发圈”。从此,德阳市在小平同志的城市蓝图规划下迅速完成了从“小县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逐步升级历史嬗变,一个以中国重大装备制造支撑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正在以“大德如阳”天天向上的昂扬奋进姿态屹立于祖国西南天府之国的东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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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命运与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不谋一面,看似无缘,却息息相关,同命相连,一脉相承,邓荣俱荣,他落我悲。机遇是偶然中的必然,命运来自我们对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坚持。上下沟通和实事求是是创造机遇的来源。我和家父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心有灵犀一点通,在1973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对文革后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各自通过自己的渠道下情上达,以供参考和中央决策。我当时是宝鸡石油钢管厂电气车间全厂最优秀的电器维修工之一,因为我在当了两年学徒工以后,就开始走上“电机和电器技术课”的讲台,并给车间所有电器学徒工和师傅“讲电动机原理”,三相交流电旋转磁场,高压油开关操作规程和维护等等。挑战技术,挑战自己,挑战催人学习,奋发图强,挑战促人成长,挑战激发责任和担当。1974年春节期间参加大检修之后的我,在单身宿舍翻来覆去总结自己进厂三年的生产实践经验和发现的问题,想把要解放生产力的心里话写出来,汇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三天三夜朝思暮想的结果,一气呵成果然写出来了。我就以大年初一拜年的方式,通过邮局直解用挂号信的方式,寄给北京中南海毛主席。那时“工业学大庆”,石油工人是中国工业战线的表率和先进代表。我们石油钢管厂是输送石油的大动脉,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我们身在生产第一线,实践第一,劳动者和工人阶级最有发言权。我们是共和国的主人,是领导阶级,我们不说,谁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邓小平那时也一样,他是70年被林彪下令发配江西下放劳动改造的,那时他的儿子惨遭不幸,全家水深火热之中,他曾经多次写信给中央办公厅,通过汪东兴转交毛主席。我父亲那时情况也一样,1969年我弟弟在四川德阳金山下乡,不幸被汽车压死了。因为我们是“被打倒的干部”,还是“第一号特嫌”,所以,在造反派当家的背景下,压死我弟弟的肇事赔款是150元人民币。当时我在陕西下乡,未受到政治影响,但我两个妹妹也下乡在德阳金山,一直没有出来。我父亲也多次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和建国初期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对恢复企业生产的愿望写信个中央和中组部。因为当初他回大陆到东北参加工作都是中组部的政审以后分配的岗位。识时务者为俊杰,有志一同都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国不能再折腾来折腾去了。因此,我们与邓小平的命运是同病相怜。
我那时是26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命运也很惨,1966年6月18日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忽然在教研室里收听到“废除高考”的中央文革通知,我当场随口说出“不好”两个字。因此,被在场同学们反映议论起来,随着揭发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在第二天的学校大食堂的墙壁上。我后来被工宣队和文革领导小组下令,去德阳寿丰公社第一生产大队第一小队插队劳动。直到四个多月后,学校复刻闹革命,才通知我返校。1968年当全国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我自己联系宝鸡中学的广播员同学,她帮我联系到陕西眉县横渠公社董家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我的老祖宗是陕西岐山人,后来南迁到了浙江绍兴北的马鞍山。我喜欢陕西关中的风土人情和秦岭渭河两岸的文化底蕴,张载先生就是我们横渠的名人,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家喻户晓的民风。我在生产队无依无靠唯有重在表现,所以,我因为朴实勤劳出勤率高,劳动积极连年被评为生产标兵,也就是11分工。还被公社选派为修建“西宝复线铁路”的施工员,食堂管理员。当1971年宝鸡招工开始时,公社推荐我进了赫赫有名的宝鸡钢管厂,我一进厂在新工连就担任班长和宣传队长,在参加建校义务劳动时,我站在最危险的过道口传砖头,不幸被头上砌墙的民工推倒的三层砖墙砸成严重脑震荡,当场就“光荣”了,经附近的医院抢救过来,我成了新工连的“光荣代表”。没有走后门,拉关系,我就被分配到最好车间,最好的工种,电器修理工(电钳工)。虽然每月18元工资,但是我热爱我的工种,热爱我的车间,热爱我的工厂全体员工。我学徒第二年就开始走上技术课讲台,为学徒和技工师傅们讲授电机原理和旋转磁场,以及高压电器的维修工艺。这在宝鸡钢管厂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我们是为全厂设备正常运行服务的,所以我积极工作精神给全厂留下了不错的印象,2000多员工和家属子弟上上下下人脉很好,我也是连年的生产红旗手。我上书中央只为下情上达,阐述我对时局的观察和判断,思想上根本没有什么包袱。这些厂里的人脉关系网在随后的四人帮派人来厂调查我的专案问题时,变成了我“暗度陈仓”的保护伞,给我开了一个带薪“回家疗养”无限期的特例“路条口子”。请我父亲专程来宝鸡接我回家。一回到德阳,父亲就忙着给我“冲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东方电机厂的老同学的妹妹,成全了我“一个月内登记结婚”的合法婚姻伴侣。创造了一生“一锤定音”的“恩重如山”与子偕老故事。

历史不应忘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那场政治运动背景如今很清楚。当时周总理已经身患癌症,国务院面临文革后期各行各业的整顿,恢复,协调工作,百废待兴,何人可依?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嘴上“克己复礼”,背地大搞阴谋诡计,谋杀篡权败露不得不叛逃出走,落到了死无丧身之地。国家兴亡在所任,文革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到头来,一个也没有用上,“四人帮”推出王洪文,毛主席根本看不上。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打着对周总理和邓小平的“经验主义”大批判,暴露了他们的篡党夺权野心,毛主席预感到党内斗争分裂的严重性,所以意味深长地一再重申三要三不要: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觉得用女人与小人不行,那就用能人,邓小平是能人,人才难得。毛泽东用邓小平就是整顿国内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本质是为了“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关系”目的是最终“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过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以“唯生产力论”,带到阴沟里去了。


我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政治风波和国民经济生产的风口浪尖。缅怀老一代伟人,我感谢毛主席“网开一面”,放虎归山,不用之用乃为善用。当然我更感谢邓小平韬光养晦,出山以后就召开了科技大会,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我现在总结起来就是“拼经济,揽人才,建奇功”。我是最早感受到温暖的受益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者和探索者。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找准自己脚踏实地,同心同德,一路同行的奋斗舞台和展示自己上下求索“立新求真”的不一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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