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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台湾日據時期的历史值得注意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台湾日據時期的历史值得注意


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






臺灣日治時期是指臺灣在1895年至1945年間由日本(大日本帝國)統治的時期,於臺灣歷史上又稱為日據時代[4]、日本統治時期[5],日本殖民統治時期[6]、日本時代、日治時代。

日本身為最後一個躋身新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帝國主義型態具有後進性,與西方國家由資本主義引導海外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在臺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統治初期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臺灣的拓殖規劃[7]。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強迫臺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8]。在殖民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臺灣做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洋發展的基地。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9]。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風潮的政治風氣改變,日本統治當局於日治中後期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同時也有許多臺人如鍾理和等前往日本本土或「滿州國」學習,亦有赴中國大陸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10]。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不過儘管有高砂族加入及被征入日軍[11],仍有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參戰抗日,日本統治當局在民族認同問題下,改派臺灣兵赴南洋即可看出官方與日籍臺灣人的煎熬。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12]。

1945年,日本帝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在台日軍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向蔣介石大元帥投降,台灣交由國民政府接管。國民政府及其後身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日本殖民臺灣的負面影響[13],並把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抗日戰爭做連結,並將本時期視為等同日本侵華歷史的一部分[查證請求]。然而,由於日本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造成的低中國性,接著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治理失政集負面中國性之大成,並視當時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劣等國民」[14],在臺灣本地人與戰後來臺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15],使許多臺灣人認為過去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情況比較良善[16]。部份臺灣史學者認為,此情結不僅影響許多在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臺灣對本土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17]。日本留在臺灣的基礎建設、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亦於近代不斷被各界重新檢視或評價,此為東亞乃至於世界殖民史上少見的情形,時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及研討。
名詞釋義對1895年至1945年日本統治臺灣這段期間,由於受到臺灣政治及學界長期以來在政黨國家認同統獨問題上的對立、以及華語地區對日本的複雜情感影響,基於不同立場與觀點而有不同稱呼,如「日治時期」、「日據時期」、「日本時代」、「日本殖民時期」等等,官話方言以前二者最為常用,臺語則多用日本時代。至於在日方則習慣稱該時期為領臺或領臺後。不同的用詞背後通常隱含對該時期的評價、以及使用者本身的立場。
在臺灣,「日治」的用法在戰後初期就出現,如1947年前後的《民報[19],或1949年的國民黨報《中央日報[20][21][22][23]。官方於《臺灣省政府公報》1951年冬字第41期的新聞處公文矯正前後,改採「日據」[24][25][26]。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日治時期」的用法經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推廣,並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遂在台灣成為用法之一。2013年7月22日,中華民國行政院宣布,政府公文書處理上將統一使用「日據」用語,並函文至相關行政機關,但教科書審查同時接受「日據」及「日治」用字[27]。但實際上未被公務機關嚴格遵守,「日治」用法仍普遍散見於各政府部門網站。[28]2016年,政黨輪替後,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對此表示,前述公文因沒有法律依據,並不具約束力。[29]
至於現今日文則多用「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日語: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にほんとうちじだいのたいわん Nihon tōchijidai no Taiwan)稱呼之。

日治
馬關條約》第5條內文:「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30],支持日治說法的人士將其解釋為其他人若不願或無能力離開,留在台灣不論是否自願接受日本統治,法理上視為自願,據此支持「日治時期」的用法。[31]


1926年的中華民國全圖,領土並不包含台灣。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的宣傳海報





1912年由英國J.M. Dent & Sons公司出版的日本地圖,其中包含台灣。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謝國興指出,中華民國在1931年在台北設有「中華民國駐臺北總領事館」,在法理上中華民國完全承認日本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日據」則是意味著日本或者非法、或者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情況下佔據並統治台灣,「日治」不過是客觀事實的描述,「日據」則是具有情緒性抗議的價值判斷字眼,就客觀的歷史過程來說,清朝政府在馬關條約訂定後固然沒有立場說日本「侵略佔據」了台灣。[32]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指出:「日據」不是研究者自發的用語,而是經過官方矯正的用語。「日治」的用法在戰後初期即已出現,但在1951年11月15日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發出公文(臺灣省新聞處代電,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事由:為日據臺灣五十年光復後俗稱「日治時期」有矯正必要應稱為「日據時期」特電轉請查照),公文中表示「甲午戰爭我國戰敗,遂為日本佔據,我乃喪失主權,此係侵略行為武力佔領之所致,如稱此時期為日治時期,不特有眛於日本過去對華之侵略行為,抑且易使臺省同胞泯滅其固有之國家民族意識,實有矯正之必要。」為由,通令「全省各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一律「改用日據」。這份公文顯示,戰後初期一般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日治時期」,在這個時點被官方矯正為「日據」,跨越一甲子,在解嚴後逐漸改回日治,實際上只是恢復原有的俗稱。[33]
台裔日籍作家黃文雄則認為台灣不是日本的殖民地,稱「台灣是日本殖民地說法是出自於中國人為了『防衛中國的領土』而捏造『反日抗日』的歷史觀,若從生態學、水文學、地文學等史觀看台灣歷史,沒有日本帝國統治,台灣如今仍是中國最貧窮的海南島下面的一個化外之地」,故支持使用「日治」一詞。[34]

日據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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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主題首頁


1895年,日軍臺北城北門街的想像圖(原畫典藏於日本明治神宮聖德紀念繪畫館),第三位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第五位為明石元二郎,今博愛路




聯合報社論(2013.07.18)認為,從中華民國的「本國史」的史觀來看,1894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並以不平等的勒索條款佔據中國領土,而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為光復台灣;因此,這個五十年為「日據時期」[35]。學者李國祈民族與文化立場認為應採「日據」用法:「台灣絕大多數的居民是漢人,使用的語言文字是中文,風俗習慣亦是中國南方的風俗習慣,故無論就民族思想的立場,或文化的認知,殊以為當用日據較為妥善,如用日治顯然模糊了史家嚴正的立場。」[36]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作家曾健民等人提出,《馬關條約》乃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不具正當性與光明性。若肯定該條約之正當性,則延續二十年的台灣人民零星的武裝抗日活動即成非法,成為殖民統治史觀中的「匪徒」[37]
也有人基於「反殖」的角度採用此一詞彙,理由是在中國割讓台灣予日本時,部分台灣人民並不同意交由日本統治,且曾建立「台灣民主國」,發動乙未戰爭,以及日本帝國「始政」後的游擊戰,作零星性的抵抗,而後淪陷。而且日本以殖民地經營台灣,各種建設多為配合日本本國發展之需要,更將台人視為二等公民,因此日本統治台灣應以「日據」稱之。除此,李永熾認為臺灣在清治時期與日治時期都一樣是殖民地[38],也呼應這種用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對「殖民地」的定義:「強國以武力或經濟力量開拓或侵占本土以外的疆土,並獲得管轄權,此種被剝奪了政治、經濟等獨立權力的區域或國家,稱為『殖民地』。如北美十三州曾是英國的殖民地。」 [39],接近矢內原忠雄所稱台灣當時之情境:受日本統治,但台人並無平等完整之參政權[9]
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日據時代」作為官方用語,藉此強調台灣為其固有領土。

日本殖民統治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在學術著作中採用「日本殖民統治」的觀點[40]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表示她個人傾向使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但是這個稱法在行文中有時顯得冗長,有必要簡化,於是就會用「日治時期」。[33]

日本時代
台灣語言寫法及拼音
漢字日本時代
台羅Ji̍t-pún sî-tāi
客羅Ngi̍t-pún sṳ̀-thoi
此種用法多見於臺語白話字:Ji̍t-pún sî-tāi)及客家話,是老一輩台灣人或民間的用法,語氣中性,通常無特別褒貶意涵。[29]

領臺
「領臺」或「日本領臺」這一類用法出現在日本統治台灣的當下,使用場合包括歷史描述或統計中的時代區隔等,此外也出現在戰後的日語文書。這一用語有時是指日本取得臺灣的這一時間點,在此語境下,則會有「領臺當時」之類用法。

名稱爭議

對「日治」用法之批評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馬關條約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


聯合報2013年7月18日社論稱,「日治」之用法乃是出於台獨史觀,「欲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且將之與『中華民國』同等視為『外來政權』,因此美稱為『日治』與『終戰』。但這根本是日本皇民的日本史觀,而不是清國史觀,也不是中華民國史觀」[35]
中國國民黨黨員(也是臺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認為,「日治」是指「日本統治」,表示其統治有政治上與法律上的正當性。「日殖」指「日本殖民統治」,殖民行為在道德上或有問題,但是有法律上的正當性。「日據」是指「日本占據下的殖民統治」,指其殖民行為無道德、政治、法律上的正當性。張亞中提出「稱『日據』才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台灣先人抗日行為的尊重,更是符合我國仇恨日本的國格。」並以三個歷史發展例子支持此論點:
  • 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1941年12月9日中華民國正式與日本宣戰時,宣告廢除中日之間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包括清朝的《馬關條約》。
  • 1943年11月26日中華民國、美國與英國共同發布的「開羅宣言」中,即明定「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表示日本對台灣是竊取行為。也就是說,國際社會雖然認識到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是事實,但是認為日本是以武力強占取得,沒有正當性。
  • 1952年中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約》,雙方承認「在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雖然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為事實,但依條約,中日兩國均已同意《馬關條約》為無效,因此日本是在「占據」台灣行為下行使殖民統治。基於尊重條約與國家立場,所謂「日本統治時期」的正確用法應為「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41]

對「日據」用法之批評


1896年日本外務省次官原敬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照會





畢業紀念冊裏印載著1921年旅居臺灣的中國大陸學生訪問時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前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林滿紅認為,用「竊據」字眼是敵對政權的常用語。以之形容1895年台灣的主權關係變化,是不願意回到《馬關條約》原文「完全主權割讓」的想法,也是不能接受既成事實的想法。且日本在當時趁德、法、俄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時,與三國簽訂台灣必須由日本統治而不割讓給其他列強的協定,使《馬關條約》具有多國國際條約的性質[42]
台灣政治及歷史學者黃昭堂認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從漢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故以「日據時代」或「日本殖民時期」稱之,都以異族侵略的角度看待台灣割讓給日本,強調台灣是被日本從中國手中強行「竊據」,故稱「日據」。而「台灣人意識」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確立的,但當時還沒有成為「台灣民族意識」。[43]

政治
面對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日治時期,如何對這段統治歷史加以分期是一個十分基本、但卻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一方面,如果以台灣總督府施政策略的變化作為觀察重點的話,一般研究者多將這段時間分成三個時期:前期武官總督時期(漸進主義時期,1895年-1919年)、文官總督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年-1937年)、以及後期武官統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44]。另一方面,若以台灣住民的反抗運動作為觀察重點,一般研究者多半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當作界限,分成前後兩期[註 2]。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為期二十年,是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後期自1915年至1945年,長達三十年,是政治抗日運動時期[45]

馬關條約


日本下關的「春帆樓」:甲午戰爭戰後和談處。




主條目:馬關條約
1894年(光緒20年),大清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次年3月20日,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並約在日本下關著名旅館春帆樓。到達之後,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認朝鮮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臺灣割讓予日本的記載為馬關條約第二條之內:第二、割讓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第三、割讓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的各島嶼。另外,第五條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兩國政府於本約批准交換後,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員赴台灣省,實施該省之讓渡事務,但需於本約批准交換後二個月內,完成上述之讓渡。5月8日此條約生效,因為此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該和談經過亦史稱台灣割讓乙未割台,日本接收臺灣時遭遇數月的抵抗,是為乙未之役[46] 1895年,日本東陽堂曾發行《臺灣征討圖繪》[47]共計5編,為日本從軍記者所留下記錄。當代照片較為不普及,會以畫報的形式傳播戰爭相關訊息,並可見得記錄者之主觀意識[48][49]。這類歷史畫於日清戰爭時相當流行,這充分表現了日本方面的觀點[50]
此外,在馬關條約中規定,當時臺灣的居民有兩年的過渡期可以自由選擇國籍。在兩年內未離開臺灣者,則自動移籍日本,即「住民去就決定日」為最後期限。當時選擇離開的人只佔全島居民的0.23%-0.25%左右,其餘留下的人未離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 不肯放棄辛苦建立的產業:雖說臺灣是移民社會,但歷經了兩百多年的經營,許多漢族已經於臺灣擁有土地房產,生根發展。
  • 日人尚未強行禁止臺灣人民的傳統風俗,因此民眾並未感受到必須立刻遷出的壓力。[51]

統治政策

始政(無方針主義)時期(1895年-1915年)

[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iusan_Law.jpg][/url]


六三法條文




日治時期的第一段時期,1895年5月8日日本與清朝條約生效,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起,一直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1895年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原布政使司衙門宣布在臺灣「始政」[52][53][54]。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民頑強的抵抗。除犧牲慘重外,也遭致國際社會的嘲笑,因此曾經在1897年的國會中,出現「是否要將台灣以一億日元賣給法國」的言論,稱為「台灣賣卻論」。[55][56]在這種情況下,著重於鎮壓的日本當權者對於台灣總督的人選,都以授階中將或上將的武官來擔任。


身著童子軍裝的後藤新平




1898年,日本明治政府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四任總督,並派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以為輔佐,從此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治理台灣。加上日本於1902年年底大抵肅清台灣抗日運動勢力之後,成員全為日人;且務須遵守日本法律[57]的台灣總督府之對台統治權才就此建立起來。[58]而日方這種軟硬兼施的殖民地政策,一般稱為特別統治主義
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就存在著殖民地統治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第一條路線就是後藤新平所代表的特別統治主義,但他同時也醉心於德國式科學殖民主義。後藤新平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亦即分離於內地之外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法律,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後藤認為應當要先對台灣的舊有風俗進行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應對政策。這個原則被稱為「生物學原則」,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
相對於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則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受到法國殖民思想影響的原敬,相信人種文化與地域相近的台灣和朝鮮是有可能同化於日本的,因此主張將新附領土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
從1896年到1918年,擔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所持的特別統治主義主導了台灣的政策。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總督於「〈六三法〉、〈三一法〉」的授權下,享有所謂「特別律令權」,集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於一身。[59]而握有絕對權力的台灣總督,除了有效壓制武裝抗日運動之外,也嚴密控制住整個台灣社會(包括治安在內)。[60]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官方統計,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61],日本統治台灣前八年,共有三萬二千人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62][63]

同化(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5年-1937年)

[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rince_Hirohito_visits_Takao.jpg][/url]


皇太子裕仁在1923年訪問台灣,照片攝於高雄驛前。




日本治台的第二時期,自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臺南市境內)發生的1915年開始(漢族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就在此一時期,國際局勢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1914年到1918年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根本動搖了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威。歷經這場戰爭,十九世紀興盛的民族主義,一般只適用於規模較大的國家民族,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改造成弱小民族也能適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自由思想風靡一時,民族自決主義更瀰漫全世界。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原則及稍後列寧所提倡的「殖民地革命論」,於相互競爭中傳遍了各殖民地。為了緩和殖民地的抗爭,已經逐漸弱化了的宗主國家開始對殖民地人民做出讓步,允諾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權或者更開明的制度。[64]
1910年代中期,日本本國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改變。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他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之後廿年,總督府歷任總督延續此政策。在具體措施上實施地方自治、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布日台共學制度及共婚法、撤廢笞刑、獎勵日語等,對於促進同化進程頗有作為,也改變了過去後藤新平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只管鐵路預防針自來水」的內政方向與統治政策[65],故此時期可稱之為與始政時期施政方式完全南轅北轍的同化政策時期。

皇民化政策時期(1937年-1945年)
主條目:皇民化運動
自1937年的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以台灣總督府在1936年9月恢復了武官總督的設置以滿足戰時的需要。在1933年由於日本退出國際聯盟,而導致國際聯盟對其的物資禁運懲罰,所以日本需要台灣在物資上為其提供支援。然而要台灣人同心協力,實非台人完全內地化不可。因此,總督府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還全力進行皇民化運動。該運動大倡台人於姓名、文化、語言等全面學習日本,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而這項運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此種由台灣總督府主導,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就是皇民化運動,終其言,為內地化的極端形式。[66]


台灣神社。翻攝自日治時期官葉,右方還有台灣總督府家徽式的郵戳




皇民化運動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67]
台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迫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和燒毀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由於因應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在中國戰線的人力需求,在1937年首度徵調台籍軍夫做軍需品運輸工作,做為台灣軍無搭配輜重部隊的解決方案。此外,殖民政府也在1940年公布改姓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高砂挺身報國隊、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68]
除了徵兵制造成的青年大量傷亡外,台灣也在經濟方面大受打擊。1944年後,受到盟軍25次大空襲影響,受波及的台灣農工生產值於戰爭結束前的1945年降到最低點。若與1937年相比,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更不到33%。煤礦由20萬公噸降到1萬5千公噸,電力供應從戰前32萬千瓦,戰後僅能供應3萬千瓦。[69]

徵兵
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戰況吃緊,導致日本本土已無力應付大量的兵員徵用。1945年4月1日,日本天皇詔書外地朝鮮與台灣的居民擁有日本帝國議會的參政權,在此之前早已經開始下達徵兵令。[70]

強征慰安婦
此外,二次大戰時,日本人在台灣強行徵集了許多慰安婦。絕大多數慰安婦是在遭到脅迫或欺騙的情況下被徵召,因此造成受害者肉體及心靈上的嚴重創傷。[71]至今,這個事件仍被群眾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在現今的臺灣社會,有基金會專門研究慰安婦的歷史(如婦女救援基金會[71]),並且協助至今仍存活的慰安婦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

行政架構

台灣總督府
主條目:台灣總督府


1916年,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筆下的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是日治時期的最高統治機關,其首長為台灣總督。該總督府的組織特色為絕對的中央集權,也就是身為總督府主官的台灣總督,總攬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形成總督專制的政體。

沿革
台灣總督府成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民政局下置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四部。在乙未戰爭期間,曾短暫命高島鞆之助為副總督一職,他也是50年日治時期唯一的副總督。1896年,陸海軍兩局合併為軍務局。民政局則在原本組織下增設總務、法務、通信共七局。經歷1898年、1901年、1919年三次修訂總督府官制後,就成形不再變更。而不管怎樣變動,約略來說,若不包含地區性的行政組織,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主要行政組織分為中央行政與所轄官署兩大類型的部門。
以1945年來作說明,台灣地方的中央行政方面:總督之下有其左右手,在1919年之前,稱為民政長官(或稱民政局長官),1919年之後稱為總務長官。另外,總督府編制尚有總督官房與五局二部及所轄的官署機關。

總督
主條目:台灣總督
不管1896年發布的六三法及後來1906年三一法或1921年法三號日本帝國所屬台灣皆採委任立法制度,總督府為當然中央機關。而一般政策形成過程,通常是由總督府內的技術官僚制定法律政策後即授權台灣總督以總督府令命其中央機關、所轄官署或地方政府執行政策。但有部分情況,總督仍須與日本內地的國會協商並取得其同意,如專賣制度的推行等事務。


兒玉源太郎,第四任台灣總督




在1895年到1945年半個世紀當中,日本共派任了19個總督,如果依總督職位身分,約可以將其劃分為以下三個時代:前期武官總督、文官總督時代以及後期武官總督,而每任總督的平均任期時間約為兩年半左右。
在前期武官總督方面,共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在1919年之前的這幾位總督中,在日本近現代史,乃木希典與兒玉源太郎都被視為日俄戰爭日方戰勝的關鍵。卒於任內的明石元二郎還在生前留囑,將墓地設置於台灣。
文官總督時代則大約與大正民主時代重疊,且都是日本黨派派系所推選赴任。1919年-1937年間,共有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擔任其職務。該階段總督,身分為文官,且均為內閣所屬黨派推派。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台灣總督重新由軍方擔任,此間共有小林躋造長谷川清安藤利吉。最後一位安藤利吉總督為台灣總督府的末任總督,在戰後作為戰犯受審,1946年於上海監獄自殺。

總務長官
總務長官原本名稱為為民政長官,1918年8月20日改名為總務長官,該職務除了是台灣總督的左右手之外,另外也為總督府各項政策的實際執行者。
台灣總督府歷任總務長官計有水野遵曾根靜夫後藤新平祝辰巳大島久滿次宮尾舜治內田嘉吉下村宏賀來佐賀太郎後藤文夫河原田稼吉人見次郎高橋守雄木下信平塚廣義森岡二朗齋藤樹成田一郎後藤新平為台灣日治時期各項政經建設的基礎肇始者。內田嘉吉則為唯一也曾擔任台灣總督的總務長官。

其他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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